当排除了一切言说的客观限制之后，换言之是有言说的机会时，仍然不可说的是真正不可说的。这是我们所讨论的问题。

我们的理性思维和语言是一体的，脱离了语言的理性思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我们的逻辑几乎就是语法。而语言的表达，似乎不仅仅是理性思维的需要，例外就是条件反射。用理性去解释条件反射的内在逻辑而不是外在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却往往把这样的任务无意识地交给语言的理性表达，这就是理性和语言的断裂。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责备某物是不可说的，其实是没有掌握语言的用法。基于这样的断言，我们可以解释很多问题。

一种是尚未形成理性认识时的理性表达无力感。理性有自己的一套规则，理性思维的理性表达不能超出这条规则。在理性认识不完全时，理性的语言本身就未成熟，无法被表达出来。另一种是感性思维的理性表达时的不完整感。感性的运作方式与理性截然不同，虽然在形式上可以被一定程度地解释，但是一旦被理性表达，就是其变形发生之时。最普遍的困难就是描述感觉，往往词不达意，因为这需要极高的转译和感受能力。然而，我们可以尝试非理性的语言，直接表意，尽管前提是基本表意单位的经验必须为交流者所共有。

所以，不可说可以看作是理性的界限，之外的禁地人理性之前的面貌。从一定程度上说，人的灵魂之所以没有成为一种语法而存在，就是因为这一片禁地的保留。而在这交界处，人不可避免的自我争斗又使人有一种充实的不满足感。

我将以此纪念这令人尴尬的二零一二年的运动会。

很难得，我们享有着这样三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可是，似乎这些太阳对我们并不够十分友好，用着毒辣的眼神看我们，这却又是我们所不希望的。太阳的处境其实很困难，像我们这样挑剔的人总是存在的。

一，开幕式。

确实是应该被载入史册的，但绝对经得起愤青的抱怨。我也曾怒骂过形式主义的盛行，可是，连生命都只能算是走走过场，又有什么道理去讥讽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开幕式呢。我们不过是世界机器的螺丝钉，既然有机会亲眼目睹我们能力的全貌，不也应当沉浸于集体主义的关怀之中么？我既可以因自己而存在，同时也可以借助他人塑造自己的形象。多么伟大的选择多元化，而且轻轻松松，精英们为我们所作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我还乞求着什么？这卑微而易于满足的存在。Pauci viri sapientiae verae student。

二，不可参与。

伤害人的，一定是人。我没有参与一切核心的个人事务。当然我有我自己的原因，并且我为此表示遗憾和无奈。别的我也没什么可说的，如果有人与我有相似的处境，应当也能理解。这不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时间，其实不只是时间，可以杀人。可是，仔细一想便会发现，真正杀人的不是这些，而是人。Amicam meam magis quam oculos meos amo。我们因故离别，却又不堪重逢。不仅仅是不能遇见故人，我连我自己都不再能找到。在经历了不同的故事之后，我还是我吗？他们还是他们吗？我们真的又相见了吗？于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绝对不能触碰那相异的禁忌，所以我们自我拘束，再也没有可能弥补我们之间的裂隙。终于，我也将不在此处。

这很不可思议，原本人们只感叹离别之苦的。

三，失败。

Victor est rex——曾经的真理，到了今天，恐怕只能算是一个错误，大家都已经懂得。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都应当得到其应有的尊重。可是，什么才是应有的尊重呢？我不知道何为胜利，我也不知道何为失败。我只懂得实践的乐趣。

我们见到了太多的勇士，他们作为人的形式，勇于挑战人的质料，难道不能算是人类精神的至高吗？可以，当然是，却又不是。沉重的包袱无论如何都是不能任由人决定是否丢下的。健全的人应当同时存在于两处。可是现在我看到高尚的灵魂正遭受报复！地上审判者几句可怜的赞美作为补偿无疑是杯水车薪。O amica mea，animas magnas vide et lauda，amabo te！一切的勇士，征途上的人，启程了的人，挣扎着的人，都是大写的人。

Si sumus，nihil me et te terret。

四，感谢的事。

所有的人，朋友，敌人，同伴，对手，好人，坏人都值得我们感谢。

我们不后悔，我们还有机会，我们还有希望。

我是田地的寄生动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无处可去。并非是因为田地的约束，而是惧怕外出的不安。要我说，庄稼是那时上天赐给我最好的礼物了。我只需在一处播种，看管好我的田地，我就可以得到上天承诺给我的报酬。除非遇上天灾人祸，一切所得都是所承诺过的。这样，我便不再为生计而奔波，也就不必离开我的田地。我与我的妻子，在此将有许许多多的孩子，待到他们成年，他们也将有这样一片田地，他们也将播种，收获。他们还会有他们自己的孩子，我希望能看见子孙们手牵着手站成一条永远也望不尽的线。

我是植物，是一种可以被人吃的植物。天气暖和的时候，我的种子被埋进土里，从此，它便有了一个安身之处。如果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阳关充足，雨水适量，种子就能发芽，过一段时间，就能长成已与上天约定好的与我一样的植物。不需要移动，不需要思考，一切都已准备好了。小小的种子，成千上万的种子，都将成为田地养育的孩子，以生出它们自己的孩子。新的种子们将被散布到田地各处，依旧发芽，结果。

我不仅仅是我，我还是我们。我们无处不在，从北方极寒的冰雪之地，到南方雨热力量的发源，从日出的东方，到日落的西方，到处都有我们的身影。我们的子孙遍布世界各地，而他们将是他们领地永远的主人。我们没有明天，因为明天就是今天，今天就等同于昨天。我不仅仅是我，我是我的父亲，是我的祖父，我的孩子也会是我。一切都是这个样子，一切都不会变化。我们的世界，就是一种永恒秩序的实践。

可是，我们从来不敢想像我们世界之外的世界。那里的风浪永不停歇，外出的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三年五载，回乡的人也许一无所获。当然也可能一夜暴富，但那都是与恶魔所立的契约，死人没有子孙。我们恐惧怪力乱神，因此在此享有天赐的安全。恶魔应当被抹消，从一切的神话传说中，向我们的后代承诺一个安定的世界。这就是我们与上天的契约。

于是，我曾生在此，死于此。我将生在此，死于此。我们生在此，死于此。

无月
夜行的客一夜孤寂
呼唤
回答的人只有自己

他们说
在山的那边开满鲜花
催促着
一无所有的客出发

这条路并不艰险
甚至没有一点阻拦
所要做的
不过是一个月穿越那座山

可是
山里的酒让人醉卧
山里的花让人留恋
各处都有它们的歌舞

坚强的人从不停下
行走有日月相伴
咒骂着一切他物
终于走到最后一日

今夜无月
孤寂的人不能再与黑暗抗争
就此躺下
猛然发现满天的星

次日登顶
不再前行
传说在此死去
山下开满了酿酒的花

我已有了三种微笑
怎能不将歌舞敬献于他们
天上的繁华确实惊艳
而背对着的哭泣才更值得珍爱

有时我们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美的产生是以有一个审美者为前提的，且需要一个审美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审美的对象。例如在博物馆里有一幅画，这画是举世无双的神作，是人人见了都赞不绝口的。但是，如果某一天博物馆不对任何人开放，即无人欣赏此画，且想见它别无他法，那么它就不再有其审美价值，因为根本无人能够审美。对此，这就类似于一个不存在的事物不能为人所知的事实。其关键在于，审美的主体、执行者是人，而非审美对象。确定了这样一个关系后，我们就能讨论美感产生的因素了。

第一，关于审美对象。审美对象是审美的直接原因，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其质量直接影响了审美体验的质量。换言之，即是审美对象需要一些令人愉悦或是其他对人有价值的特点。例如一望无际蓝天白云遍地牛羊的草原风光，它就给人一种宁静豁达的感觉。这一过程是自然的，绝非人工干预。再如一个红色墙壁的房间，就给人紧张或炎热的体验。简单地说，审美对象需要自身有一种美感。当然，对象是否有美感则取决于人。一般，符合人的意愿的，特别是符合在生活中被压抑住的意愿的，对于特定的人而言是美的。这样也就不难理解“暴力美学”的存在。

第二，关于审美过程。这个因素相对比较客观，也较为偏向外部原因。一段诗歌，限定在很短的时间内要求某人读完，恐怕这个人很难体会到其中的美。一篇美文，放在课堂上逐字解读马上可以令它味同嚼蜡。另外，也就不难想像一个好的环境，甚至是一个好的心情所造成的影响了。总之，对于审美过程的原则就是自愿，不论是什么原因，只要个人认为这样的审美合适，那就是有价值的，就可称为自愿。“暴力美学”在实践中的快感亦是这个道理。

第三，关于审美主体。审美主体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因为它是整个审美活动结果的最终接受者。一个具有高素养的审美者往往能更有效地审美。但审美主体的作用绝不仅限于此。人的思维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这使得最终的审美效果远远多于审美对象所能提供的内容。最经典的例子便是：“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这一个没有动词表示逻辑关系的句子，为何能给我们如此丰富的联想，答案就在于意象的使用。人将某一事物与自己的经验无意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产生新的东西，在这里则是一种愁意。通俗地讲，就是“触景生情”。当然这个作用是相互的，人原本就有的情感可以被加在审美对象之上，这就是所谓的“移情于景”。正是由于审美主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审美才有更多趣味。

虽然看上去以上三点仅是按次序一一排出，实际上它们皆有共同的原则，即符合人的意愿。通过审美，我们可以在现实世界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英国人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其著作《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Why Marx Was Right）》中写道：“在他（马克思）看来，人们单纯地为了生产而自主进行的生产活动才算是真正的生产。这样的愿望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得到百分之百的实现。但我们也可以在艺术这种特殊化的生产中提前体会到这种创造的滋味。”夸张地说，在神死之后，审美就是人对神位置的取代。

PS：第三点可以参考二次创作理论，这个忘记写进去了……